绽放在魏晋的幽歌
只那一曲幽歌，在乱世中唱响，绝世的伤，隐逸并非埋葬。南山下悠然的影踪，渊明拭去的尘杂遗落不知何方；七贤竹林相会似是逃避世事的凄凉。曹魏留下的遗恨，只叹来世的生命形骸放浪……
魏晋风骨多凄凉，慨当以慷樽对月。
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！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……
歌悠悠，情难却。漂泊在外几人欢？唯有文学可以慰籍文人们心中的寂寞。尘网难收，乱世凄凉不可逃避，只那一支笔的孤独活的自在，万里河山的寂寞，叹古愁今，于是文学在这个时候在这里开始绽放。
或许，这种文学的觉醒来自悲剧的生命。纵览建安各文人，曹植、七子都是人生多遭际之人，虽说曹操、曹丕要好些，但在那个战乱年代，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更遭遇了生存的困惑，人生苦短，忧愁袭来，万里河山只是眼前的凄凉的景色。只叹杯酒下肚樽空月明无处觅归路。为何让这一丝丝的悲情涌上心头化为乌有？幽歌一阙，吐尽为快。
世事多悲凉，更何况在乱世魏晋。屈原乃赋一曲《离骚》含恨弃魂，曹植呢？虽然没有屈原那样去得悄无声息，然而他却一直在走着屈原的路，只是没有屈原最后一刻的绚丽罢了。曹植是悲悯的，他的诗赋也是悲悯的，这是一种觉醒，文学的觉醒。他用一种极美的文学样式来表现“生命不谐”，惆怅、哀伤，人生的痛苦，生命的悲悯，这种为情而歌的文学自觉，源自其生命本身的际遇。魏晋时代悲凉的气息，便是形成这一文学自觉的因素。
七贤隐而渊明逸，斗酒竹林南山影。
魏晋遗风，怎一个“隐”字了得？自古文人谈“隐”则不离魏晋，论及魏晋逃不开七贤渊明。竹林七贤开了隐的风气，陶渊明则达到隐的极致。竹林七贤个个好酒，得了通脱之道，而陶渊明的隐逸则是另一种境界，采菊东篱悠然见南山的山水田园意境，可看出他具有更高的情趣。阮籍嵇康的洒脱是一种狂放，陶潜则是个人精神的闲情暇逸。
魏晋是文学自由的时代，无拘无束放浪形骸之外。但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嵇康之死逃不了他那狂放不羁，余秋雨说嵇康是真正的风流人物，而嵇康真是死于风流。嵇康是枭雄，文学的枭雄，一切随心而发，不拘一格。其实这些并非都他们所愿，只是世事太过凄凉，他们不愿同流罢了，狂放只是他们的一种良知，是对权贵的控诉，没人站起来放歌，他们无奈只好走向山林破口大骂，收不住的如嵇康一死了之，而如阮籍一类似是可以善终。竹林七贤的内心是一致的，看破红尘，既然这世间不属于自己，那也只有把自己当作是全部，所以放浪形骸，斗酒狂歌！
这便是魏晋的一种风气，隐但不逸。
嵇康阮籍的纵酒能作诗文，后世也有饮酒的遗风，但却少见如嵇阮之作了。直到盛唐李白才达到了饮酒作诗的顶峰，到近代也只有鲁迅之文能有如此成就。
独步魏晋的另一个隐士陶渊明，却与七贤有很大差异。渊明隐而逸，甚有世外桃源之士清闲之风，弃尘世于心外，怡然自得，超凡脱俗，真正的隐士。
既然误落尘网是过，渊明的隐逸便是一种觉醒。
如果陶渊明入仕为官与世同流，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桃源思想了。入仕终究不是一个文人的选择，他们所需的言语上的自由与政治是相悖逆的，文学的觉醒不需要政治作为依托，而是文学家们本身的心灵上自由加之言语的无拘束，这才能达到文学的顶峰。
陶渊明的隐逸，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。弦断音绝，几曲幽歌绽放的也是士人们的闲情，不再去顾暇世事的纷争，顺其自然，整个魏晋似乎安静了下来，杀戮声顿然奏响。渊明只充耳不闻，转向清谈。
错过魏晋，文人们只有哀叹世事过于平淡，悠然南山下只有世俗的嬉笑怒骂，纵酒狂歌也只是千古遗落的尘埃……
如今，权贵凄凉不变，纵观山河，不绝的只那无数世人木讷的眼神，流离失所的躯体。而洛阳东市刑场上，嵇康奏响的《广陵散》，却成了千古绝唱！
千古歌者几人悲？魏晋尸骨寒未眠。
魏晋，怎样一个年代。狂者不惜生命，苟活尚且可以。流芳百世的魂，献血毫无怨言。从曹操的慷慨悲歌，到七贤的不羁放纵，最后陶潜的悠然影踪，怎样的一种极致？乱世渐欲迷人，人心却回归自然。习惯了红尘的凄凉，反而情趣悠然起来。
在这里，文人们超脱一切，道、佛、老庄，他们通脱自然。那个年代，文人们开始觉醒，白眼视权贵，政治此刻在他们眼里不再是一个东西。文章随心而作，感情奔泻千里，是对权贵的叛逆。此种叛逆却与当今叛逆不同，如今的叛逆或许是一种祸害，他们悖逆的也许是自己的心灵，而魏晋的叛逆却流芳百世，是悖逆权贵黑暗。
魏晋，是文人们的时代。现实的凄凉不再是他们笔下顾忌的主题。悲歌、狂歌、幽歌……文学活了，魏晋遗风于是奏响了千古绝唱的第一个音符。
[ 本帖最后由 羿熙 于 2008-5-6 22:33 编辑 ]
